1937年初秋，江南的米市街头弥漫着焦土味，日军炮火已烧到黄浦江畔，街角茶馆却还在悄悄议论另一件事——南方各省分散的红色游击队要不要改编成一支抗日劲旅。消息一出，许多人以为不过茶余饭后的传闻，谁也没想到，这场改编将牵出一系列惊险的秘密联络，而一封用深红火漆封好的密信更把几个大人物的命运意外连在了一起。

新四军的名号并非从天而降。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贴出任命令：叶挺出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任命电报一落地，襄阳路码头的老伙计们就炸开了锅——原来那位从海外回国的北伐名将，真要披挂上阵了。可兵呢？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散在崇山峻岭，哪支听谁的，都还说不准。叶挺虽贵为军长，却面临一支“纸上军”的尴尬。

此时，国共间的微妙角力暗流涌动。蒋介石之所以点头，是因为八路军已在华北出师，若再拦着南方改编，面子上挂不住。但他心底那个算盘没有收，能拖就拖，能缓就缓。偏偏前线连连失利，他只好咬牙放行。举荐人是陈诚。陈诚与叶挺同为保定老同学，北伐时并肩冲锋，私谊颇深。陈诚一句话，帮叶挺搭上了这趟从汉口驶向前线的大车。

组建军部易，找回被封山林的“星火”难。南方八省十四块游击区自1934年冬一直单线作战，通讯中断，彼此隔绝。有人还在深山打游击，有人已与地方当局零星接触，更有几支在真假和平谈判中吃过亏，枪没了，人也折了。要把这万余人拢起来，谈何容易？摆在叶挺面前的第一关，就是联系赣粤边的项英、陈毅。两人不仅是老根据地的旗帜，也是各游击区认可的主心骨。没有他们，别人一开口都恐怕是“无凭无据”。

叶挺自认不是党内中枢干部，只好把难题抛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叶剑英、博古接下担子，却抓瞎：去哪里找项英？一番求问之后，才得知刚出狱的交通员顾玉良自称“与项老有旧”。机会难得，顾玉良被紧急召至办事处，换上簇新的上尉军服。叶剑英递过两封信，一封给江西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熊斌，只示以平常公函；另一封外敷火漆，朱红封口：“项英亲启”。叶将军交代：“信件只准项英启封，你是我们的眼也是我们的耳，万万不可失手”。

顾玉良上路那天是10月3日，南京江面仍有炮声。他背着皮箱，口袋里揣着单程车票。几位办事处的同志送行，临上船前有人教他细致地调帽檐、扣皮带，还有如何“啪”地敬一个漂亮的军礼。他把这些动作默背于心：一旦露怯，可就前功尽弃。

三天舟车劳顿，他抵南昌，投保安司令部。熊斌看了信，只一笑，派副官陈洪时押着顾玉良直去吉安。黄昏的吉安小城，灯影摇晃。走进简陋客栈的后院时，顾玉良第一眼见到的，不是项英，而是伏案疾书的陈毅。后者闻声抬头，爽朗一笑：“顾先生远道而来，辛苦。项英去了大庾，你先把信给我吧。”顾玉良礼貌一躬，心里却咯噔一下——纪律写在脑门上：信只给项英。

夜深，临时用油灯支起昏黄光晕，两人对坐长谈。陈毅诉苦：半年多来，他和项英每天跟地方军互探口风，不知中央底牌如何，谈判进退都像摸黑。“要是走错一步，下面几千弟兄可就糟了。”说到激动处，他一拍桌子，茶水四溅。顾玉良沉默，他想起临走前叶剑英反复耳提面命：除非到了非此不可的关口，不得随意示信。抬头见陈毅眉头紧锁，烟雾缭绕，他心里也不是滋味。

第二天的会谈火药味十足。地方武官扬言“若不缴械，立刻围剿”。陈毅当场质问：“我们三年血战，守住民众，凭什么丢枪？若非抗日，凭你们能挡住小日本半日？”顾玉良补上一句：“叶挺军长、周副主席已在武汉竖起抗日大旗，各省总该向一个方向开拔吧？”对方面面相觑，只得暂且收兵。第一场较量，南方红军赢了个回合。

夜里，开云中国app登录入口陈毅再次追问：“兄弟，真不能先给我瞧瞧那封信？”顾玉良皱眉。火漆封口，印章分明。他心里翻江倒海：若违令，回南京怎交代？可若不让看，万一误判，前功尽弃。灯火跳动，他脑子里打鼓，终于抬头低语：“可以看，但拆后得立即封回，并在封口背面写明‘陈毅展’四字。”陈毅眼放光，郑重点头，亲自取来烛火，小心烫开封口，细读半晌——中央明确支持改编，强调保留武装，拒绝任何单独缴械。“原来如此！”他长舒一口气，旋即重新封蜡，笔走龙蛇写下字样，又向顾玉良郑重敬礼。

三日后，顾玉良在陈毅警卫员护送下，走山路到大庾县池江，终于见到日夜思念的项英。两人握手，窗外细雨。顾玉良递上火漆信，口述四条要点：谈判无可厚非，但枪不要离身；需时刻警惕诱降；抓紧扩充兵员粮秣；事成即赴南京听令。项英读信良久，脸上绽出久违的笑。他对顾玉良说：“三年暗夜，总算见到天明了。”

随后，项英马不停蹄赶往南京，与叶剑英、博古会合，再转陕北面见中央。延安窑洞里，毛主席和他握手寒暄：“南方苦，同志辛苦了！”这一次会面，奠定了新四军的组织架构：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陈毅，军部设在汉口太和街。自此，南方星火开始向皖南汇聚。

与此同时，顾玉良又被委以重任。他先回江西铅山，辗转闽北、浙西，送去中央文件，替游击队与地方当局穿梭调停。闽东宁德山口，叶飞激动得一夜无眠；大别山深处，高敬亭收到暗号，率红二十八军北上。渐渐地，万余红军战士踏上向皖南的山路，一条由星火连缀而成的“火龙”显形于江淮之间。

1938年春，岩寺小城忽然热闹。破旧的会馆被刷上新漆，门匾赫然写着“新编第四军军部”。四个支队紧急组成，兵额万余，配属机枪六百挺、山炮寥寥数门，连后勤经费也只是每月区区三万。可这一支“贫穷的队伍”却在日后于江南、苏北、浙东的稻田竹林里，硬生生开辟出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陈诚在武汉电话里无奈地说：“他们手里枪不多，可人心都向着他们。”

戏剧性的转折依旧在前。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叶挺率部突围未果，被关押在重庆。项英掩护突围途中遇难，年仅四十岁出头。电波传至延安，中央随即令华中新四军易帜重整，陈毅升任代军长，并很快在山东、苏北、苏中连战告捷。新四军由原先四个支队扩展到七个师，在华东敌后与日伪周旋，硬是一枪一弹地撑起了半壁江山。

顾玉良此时已进入浙江，化名“顾云海”，在金衢盆地组织地下交通线。一次夜行，他对身边的通讯员低声自嘲：“我这少校参谋，领着几根木棍当枪，还得硬撑门面。”没想到，正是这条看似简陋的通道，为华东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青年和药品，支撑了不少山头的烽火。

新中国成立后，顾玉良调入华东局组织部，后又到上海市工作。1993年，他以九十三岁高龄离世，未曾大张旗鼓留下一句豪言。可当年的火漆信、那一夜未眠的拆封，却早已化作南方游击队合流的转折点；没有那一次“不能给看”的坚守，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新四军整建，就没有华东抗战的血与火篇章。历史走到今日，蜡封早成陈迹，但那层赤红在史册里依旧亮得耀眼，提醒人们：烽烟里的一纸令，比枪炮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