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国民党军官，却在1955年被共产党授予中将军衔，这是怎么回事？

这位人生经历堪称传奇的将军，就是曾泽生。他的人生能有这样的“大转弯”原因也很简单，他是起义将领。

说起来，当年曾泽生起义的时候，我军提出了5点要求，曾泽生却表示自己只能答应4条。剩下的那条，到底是什么呢？

一切还要从1948年的10月份说起，当时的长春，已经被东北野战军团团围住了。城里的国民党守军断粮好几个月，士兵们饿得面黄肌瘦，有的甚至靠煮皮带、啃树皮度日，整座城市弥漫着绝望的气息。

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国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的心里，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煎熬：是继续跟着蒋介石一条道走到黑，让3万滇军子弟白白送死，还是另寻一条能保全部队、造福百姓的生路？

这个抉择，不是曾泽生第一次在心里盘算了。他从云南一路走到东北，这支部队的坎坷遭遇，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60军是地地道道的滇军，士兵大多是云南子弟，骨子里带着西南人的耿直和血性。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国军序列里一直被当成“后娘养的”，说白了就是老蒋眼里的“炮灰”。

早在红军时期，60军就看透了老蒋“借刀杀人”的伎俩，每次遇到红军，都只是做做样子，要么悄悄绕道，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没真正打过硬仗。不是打不过，是不愿为老蒋的独裁统治卖命，更不想让弟兄们白白牺牲。

可谁也没想到，这支被老蒋视为“杂牌”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却打出了惊天动地的威名。

1938年台儿庄战役，60军奉命驰援，刚到禹王山就撞上了日军第五、第十师团的精锐部队。日军装备精良，飞机大炮轮番轰炸，阵地被轰得寸草不生。

但滇军子弟们没有退缩，3个师的官兵在方圆几公里的阵地上，与日军展开了拉锯战。白天日军靠着炮火优势抢占阵地，晚上滇军士兵就趁着夜色摸上去肉搏，硬生生把阵地夺了回来。

这场激战一打就是20多个昼夜，60军的将士们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

战役结束后，60军伤亡超过两万人，182师和183师因为损失太大，不得不缩编为一个团。可就是这样惨烈的牺牲，换来了台儿庄战役的关键胜利，彻底粉碎了日军直取徐州的企图。

后来在昆仑关战役中，60军再次让日军吃尽了苦头，日军情报局都不得不承认：“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却比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难对付得多。”

抗战胜利之后，曾泽生原本以为弟兄们终于能够解甲归田，过上安稳日子。可老蒋一心打内战，又把60军调到了东北战场。曾泽生打心底里不愿意同室操戈，手下的将士们也一样。

所以在东北战场上，60军总是“出工不出力”，遇到解放军往往是碰一下就跑，被国军内部嘲笑为“60 熊”。可他们哪里知道，这“熊”的背后，是滇军将士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良知，是对内战的深深厌恶。

更让曾泽生寒心的是老蒋的偏心眼。在长春围城期间，城里的物资补给从来都是紧着嫡系新7军先拿，新7军挑剩下的，才轮到60军。

即便这样，物资还会被层层克扣，士兵们常常吃不饱饭。而老蒋对60军的态度，从来都是“消耗为主”，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这种区别对待，让60军上下怨声载道，也让曾泽生彻底看清了老蒋的真面目。

其实，早在1948年3月，曾泽生就已经做出过一次影响深远的抉择。

当时60军奉命从吉林撤往长春，老蒋特意发来密令，让他在撤离前炸毁丰满水电站。

这座水电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虽然抗战胜利后被苏军拆走了部分设备，但剩下的机组依然能满足吉林乃至周边地区的用电需求，更重要的是，水电站的大坝关系着下游十几个县上千万百姓的安危。

曾泽生看到命令后，心里咯噔一下。他深知，炸毁水电站看似能给解放军制造麻烦，可遭殃的却是无辜百姓。作为一名在抗日战场上流过血的军人，他骨子里的良知不允许自己做这种千古罪人的事。

手下的几个师长也纷纷反对：“日本人当年都没敢炸，共产党撤退时也没炸，我们要是炸了，以后怎么面对国人？”

可老蒋催得紧，命令又不能不执行。曾泽生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他只派了四五个人，带了几颗手榴弹，到水电站后专门挑些无关紧要的附属设施炸了几下，象征性地完成了任务。

后来老蒋派人调查，他就以“撤离时间仓促”“大坝过于坚固”为由搪塞，实在瞒不过去了，就说“动静太大怕引来解放军，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就这么着，曾泽生用自己的智慧保住了丰满水电站，也救了下游千千万万的百姓。

到了1948年10月，长春围城的局势越来越严峻。东野主力南下攻打锦州后，长春守将郑洞国想趁机抢占大房山机场，打通与沈阳的联系，获取物资补给。他派出了新7军的38师为主力，开云app登录入口60军的182师配合行动。

可东野早就料到了这一手，萧劲光率领的一兵团提前炸毁了机场跑道，让郑洞国的计划彻底泡汤。

机场北炸毁之后，长春城内的悲观情绪就更加浓厚了。曾泽生找到新7军军长李鸿商量对策，李鸿无奈地说：“在城里守着还能勉强撑几天，一旦出城突围，肯定立马就完了。”

曾泽生心里清楚，李鸿说的是实话。继续死守，最终只会被饿死；强行突围，只会成为解放军的活靶子。两条路都是死路，他必须为60军的三万弟兄找一条活路。

这时，起义的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清晰。他先是以商谈军事为由，召集手下的几个师长开会。会上，师长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军长，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去哪就去哪，只要能让弟兄们活下去。”

得到将领们的支持后，曾泽生命令时任团长的张秉昌和刘铮，带着自己的亲笔信，悄悄出城联系解放军。

1948年10月15日，张秉昌和刘铮几经周转，终于在东野一兵团政治部见到了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和负责统战工作的刘浩。

两人从怀里掏出还带着体温的密信，递到了唐天际手中。信的内容很简单：曾泽生愿率60军全体官兵起义，投向人民的怀抱。

这个消息当时在东野一兵团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很多人都表示怀疑：“会不会是诈降？曾泽生是不是想趁机突围？”

毕竟在战争年代，“诈降”的例子并不少见。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刘浩站了出来：“我觉得曾泽生起义是真心的。60军在国军里受排挤、受打压，将士们早就离心离德了。如果能争取到他们起义，对解放长春至关重要，我愿意去城里一趟，当面和曾泽生谈。”

刘浩的判断没错，曾泽生的起义决心早就已经下定了。可起义谈判却并不算顺利。

东野一兵团司令萧劲光提出了5项条件：一是掩护解放军进城；二是保证通讯器材、武器装备和仓库完整，不得破坏；三是出城后接受改编；四是发表起义宣言，劝说其他国军部队起义；五是监视新7军动向，必要时开火。

曾泽生看完前四项条件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看到第五项时，却犯了难。他对刘浩说：

“前四项我都能做到，可这第五项，我实在做不到。李鸿虽然和我不对付，但我们毕竟是同僚，一起守了这么久的长春，我不能对他开火。”

曾泽生的坚持，让谈判就此陷入了僵局。刘浩立刻把情况汇报给了萧劲光，萧劲光又迅速上报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最终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看到汇报之后，当即做出批示：

“争取60军起义是对的，只要他们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拥护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就够了，不必强求他们对新7军开火。”

毛主席的宽大政策，让曾泽生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正式率领60军起义，打开了长春东城的城门，迎接解放军入城。

60军的起义，像一颗重磅炸弹，彻底瓦解了长春守军的心理防线。两天后，新7军军长李鸿见大势已去，率部投降。

10月21日，长春守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在手下将士的劝说下，也放下了武器。至此，被围困五个月的长春，终于实现了和平解放，避免了一场惨烈的攻坚战，也保住了这座城市和无数百姓的生命财产。

起义后，60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继续担任军长。这支部队虽然换了番号，但滇军子弟的血性和战斗力丝毫未减。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50军作为第一批入朝参战的部队，跨过鸭绿江，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战场。

在第四次战役中，50军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汉江两岸坚守，阻击美军的进攻。当时美军装备精良，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火力优势，而50军的装备相对简陋，弹药和粮食也十分短缺。

可就是在这样悬殊的条件下，50军的将士们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在汉江两岸与美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在白云山、修理山等阵地，战士们抱着“人在阵地在”的决心，一次次打退美军的进攻。有的连队打到最后只剩下几个人，依然坚守阵地；有的战士身上多处负伤，还是拼尽全力与敌人肉搏。

就这样，50军在汉江两岸坚守了整整50个昼夜，硬生生挡住了美军的疯狂进攻，为志愿军主力部队的调整和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

汉江阻击战结束后，曾泽生带着部队代表去志愿军总部汇报。彭总听完汇报，了解到50军的伤亡情况后，激动地站起来，对着曾泽生深深鞠了一躬：“你们50军打得好，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

曾泽生看着彭总，眼眶湿润了。他想起了在长春围城时的艰难抉择，想起了滇军子弟们一路走来的坎坷，这一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有了意义。

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获得一级解放勋章，这份荣誉，是对他和 50 军全体将士的最高肯定。

1973年2月22日，曾泽生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一生，是爱国爱民、坚守正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