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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强势的话语，并非汉人故作大言，虚张声势，而是背后有事实支撑。

据《汉书·陈汤传》记载，匈奴郅支单于日渐强盛，势力渐大，西域都护甘延寿、校尉陈汤矫诏发兵4万人，突袭其老巢，杀死郅支单于，俘获太子等60余人。事后，甘延寿和陈汤在写给皇帝的奏书中说明矫诏袭击的理由：“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他们请求将郅支首级“悬头槀街蛮夷邸间”，“槀街蛮夷邸间”，颜师古考证说：“槀街，街名，蛮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鸿胪客馆也。”就是说，甘延寿、陈汤请求在首都长安的外国大使馆前将郅支的首级悬挂示众。他们在讲述这样做的意义时讲道：“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的出典在此。时为汉元帝建昭三年，即公元前36年。

酷秦之后，楚汉相争，汉朝建立之初，国力孱弱。“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高祖刘邦率兵追击叛逃的韩王信，竟被匈奴围于平城七日不得脱。面对强大的匈奴，汉朝只能采取守势。在被围的第二年便与匈奴约定和亲，企望以姻戚关系来维系和平。经过文景之治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武帝即位时，汉朝迎来了最为强盛的时期。国力上升，对外关系也发生逆转。“王恢牧马邑，匈奴绝和亲”。在40多年前大学时的通史课上，张传玺先生山东快书般讲述的这两句话，宛犹在耳。这两句话，说的就是当时强弱逆转的事实。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不是到汉元帝时才发出的宣言，这是汉武帝时开始施行的既定方针，或者说是形成的惯例。

笔者在读司马光的《稽古录》时发现，在这部惜墨如金的相当于《资治通鉴》简编本中，除天象天灾之外，国政几乎从略，但司马光却以大量的文字记载了汉武帝时代“虽远必诛”的事实。

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些记载。

建元三年（前138），“秋，闽越围东瓯，东瓯来告急，帝使太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救之，未至，闽越走”。

建元六年（前135），“秋，闽越围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发兵。遣大司农韩安国将兵出会稽，大行王恢出豫章救之。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王降汉，乃罢兵。南越遣太子入侍”。

元光二年（前133），“自汉兴，与匈奴和亲，匈奴数败约，汉驱之出塞而止。至是，王恢始建议伐匈奴。令马邑豪聂壹诱致单于，夏遣韩安国等五将军伏兵三十余万于马邑旁。单于入塞，觉之亡去，汉追至塞，不及而罢”。

元光六年（前129），“匈奴入上谷，遣将军公孙敖出代，公孙贺出云中，李广出雁门，卫青出上谷。青颇斩首虏”。

元朔元年（前128），“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入渔阳、雁门，败都尉。遣卫青出雁门，李息出代，获首虏数千级”。

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入上谷、渔阳，遣卫青、李息出云中，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遣校尉苏建筑朔方城。夏，募民徙朔方十万户”。

元朔四年（前125），“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杀数千人”。

元朔五年（前124），“遣卫青出高阙，公孙贺、苏建、李蔡出朔方，李息、张次公出右北平，凡十余万骑击匈奴，青围右贤王，仅以身免。获禆王十余人男女万五千余人。还，即军中拜青大将军，三子皆封侯，诸将侯者六人。秋，匈奴入代，杀都尉”。

元朔六年（前123），“春，遣卫青率公孙敖等六将军凡十余万骑出定襄，斩首虏三千级。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夏，卫青复将六将军出逾漠北，开云app大克获右”。

元狩元年（前122），“匈奴入上谷，杀数百人”。

元狩二年（前121），“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击匈奴，过焉耆山，斩获甚众。夏，又出北地，过居延，获三万余级。匈奴入雁门，张骞、李广出右北平，骞失期，广为匈奴所围。秋，昆邪王以其众四万余人来降，置武威、酒泉郡，匈奴由是稍衰”。

元狩四年（前119），“夏，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霍去病出代，各万余骑、步兵数十万。青到漠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追至阗颜山乃还。去病与右贤王战，斩首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而还”。

元鼎五年（前112），“夏，南越相吕嘉反，杀其王及汉使者。秋，遣路博德等五将军五道击之”。“西羌反”“匈奴入五原”。

元鼎六年（前111），“冬，将军李息将十万卒击西羌，平之，以其地为五郡”。“秋，东越王余善反，将军韩说击之”。

元封元年（前110），“冬，帝北巡上郡至朔方，登单于台，勒兵十八万，匈奴詟不敢出，乃入塞，罢兵归甘泉”。

元封二年（前109），“朝鲜王右渠反，遣将军杨仆荀彘击之”。

元封三年（前108），“夏，朝鲜王来降，以其地为四郡”。

太初元年（前104），“帝闻大宛有善马，求之不得，使将军李广利将数万人伐大宛”。

太初四年（前101），“春，大宛杀王母寡降，得马三千余匹而还。于是外国震恐，争遣使入朝贡，以窥汉之广大。上每巡狩，常从朝客，多为侈靡，以夸示之”。

天汉二年（前99），“夏，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斩首万余级。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与单于战，斩首万余级，力尽，降匈奴”。

天汉三年（前98），“匈奴入五原、酒泉，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商丘成将二万人出西河，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

以上是《稽古录》所记汉武帝一朝的主要对外战事，除了主要同匈奴作战，东西南北皆有征伐。从上述征伐看，既有遭受侵扰后的惩罚性出击，也有主动出击，耀武拓边。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匈奴部落回荡着悲怆的歌声。

捻出上述史料，并非虚幻地陶醉于祖上的强盛，也并非为征伐厮杀唱赞歌，只是想证明，在汉朝强盛之时，“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确是被践行的事实。

虽远必诛的前提是被犯，属于自卫反击。所以，汉武帝的多数征伐还是师出有名。动态的出征与静态的长城，都有保护农耕社会不被侵扰的用意在。

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上看，汉武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主动出击的第一人。这种方针与惯例，到了汉元帝时还余绪尚存，还能让汉人充满豪气地喊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国力强盛是底气。

国力强盛之后，便不再依赖脆弱的和亲来维系对外关系。不过，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毕竟给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害。《稽古录》记载，“上亦悔之，下哀痛之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下罪己诏的皇帝。

从学术的角度，我一直在思忖，在《稽古录》中，司马光为何会不惜笔墨记载了如上之多“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事实？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司马光的时代，澶渊之盟后的宋辽虽然相安无事，但强大的辽朝雄踞于北方，占据着燕云十六州的大部分领域，对宋人来讲，无疑是不小的心理压力。而司马光写作《稽古录》之时，又是宋与西夏的烽火刚刚熄灭不久。与西夏作战，如好水川之战中宋军几次相当大的失利，也成为宋人抹不去的耻辱。之后的神宗朝，王安石开始拓边。司马光虽然站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但在开拓疆土这一点上，则未必不与王安石相契合。《稽古录》中记载了大量“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事实，其实也折射了司马光对强盛汉朝的憧憬、对宋朝富国强兵的期待。

“兵者，不祥之器。”战争让交战者双方都大量牺牲，这是人类的悲哀。

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待古人，看待历史事件，不苛求前人要有今天的认识高度。

不过，当国家间尚存利益、理念的纠纷，人类还不尽是谦谦君子之时，文虽可以化人，但保障依然还需要“不祥之器”，需要强盛的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