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北平，一个月领七块银元的三等巡警，真正能花在吃饭上的，不过三块而已。其余四块要应付房租、柴火和零碎开销，几乎没有腾挪余地。也就是说，他整整一个月的温饱，全压在这三块银元上。

查阅当年物价会更直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枚银元大约能换三百枚铜元。街头早点并不算贵：麻酱烧饼三枚铜元，馄饨五枚，炸酱面也是五枚。清晨灰雾未散，巡警穿着公家配发的制服和皮鞋出门，这点体面几乎是职业唯一的光鲜。他在摊前掏出铜元，买碗馄饨配个烧饼，八枚铜元就是一顿早饭。

午间多半再来一碗炸酱面，晚饭仍旧是相似的搭配。这样算下来，一天花费二十多枚铜元，一个月大约七百多枚，折合两块多银元。账面上似乎还能剩下几角钱，但那点余地，只够偶尔换换口味。

北平小吃繁多，炸豆腐、卤煮、凉拌豆腐丝都不算昂贵；最便宜的是烧酒，几枚铜元就能买上一斤。许多底层百姓借酒消愁，不过巡警更常见的是喝茶——不是讲究的茶叶，开云app登录入口而是一铜元一壶的“高碎”。站岗一整天后，回屋沏壶热茶，大概就是最松弛的片刻。

真要说奢侈，还得是肉食。一碗卤煮火烧要十几枚铜元，几乎抵得上两顿普通饭钱；至于卷酱肉之类，更不是能常碰的东西。与之相比，文人或富户的日常开销惊人。有人记下鲁迅在北平一个月仅买菜就花去数十银元，相当于巡警数月收入，其中大半还是肉类。

因此，“站宅门”的差事格外吃香。被派去官绅府邸门口值守，若主人家体面，往往会让巡警随下人一同用饭。那顿饭，很可能是整月唯一真正见到荤腥的时候。

理论上，如果把三块银元全部投入粮肉，也能维持顿顿有面有肉的生活：白面、猪肉与调料勉强能凑齐。但前提是孤身一人。一旦成家，多一张嘴就多一分压力，饮食立刻退回粗粮与窝头的层次。

文学作品里写尽这种处境：制服与皮鞋属于公家，看似体面；回到大杂院，与车夫、水夫并无差别。薪水从七块到九块变化不大，能升到更高职位者寥寥，这条路几乎一眼望到尽头。

横向比较更显拮据。小学教员或普通职员月入数十银元，医生也有三十左右，铁路工人尚且十几块；巡警的收入，只与人力车夫相近。不同的是，车夫靠体力挣命，巡警则常要承受差役与摊派带来的难堪，偶尔从灰色缝隙里换得一点补贴。

归根结底，那三块银元支撑的一日三餐，其实是一把衡量时代的尺子。它标出的不仅是一个巡警的饭量，更是整座城市底层人群生活的紧窄边界。